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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4年12月23日，长沙，周恩来带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方案，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人事安排。
那时的周恩来已经重病缠身，仍坚持从北京飞往长沙。
谈话中，毛泽东没有只谈会议程序，而是把话题落到了一个关键人物身上：邓小平。
这次谈话的分量，不能只从一次职务调整去理解。
它背后牵动的，是国务院工作能否重新运转，军队领导是否需要加强，以及党和国家在复杂局面下能否找到可靠的工作骨干。
周恩来带去的方案，是让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，并兼任军委总参谋长。
毛泽东听完后，明确表示邓小平还应担任军委副主席。
随后，他拿起铅笔，在纸上写下“人才难”三个字。
字不多，意思却很重。
周恩来明白，毛泽东说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位空缺，而是在强调一个现实判断：能够处理复杂局面、敢于承担责任、又有长期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，并不容易找到。
据有关回忆，谈话中毛泽东还评价邓小平“政治思想强”，并在纸上写下一个较大的“强”字。
周恩来看到后点头回应。
这个细节之所以受到重视，是因为它反映出毛泽东对邓小平工作能力的基本判断。
不过，邓小平的重新启用，并非到了1974年冬天才突然决定。
早在1971年“九一三”事件之后，党和国家面对的形势发生变化，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一批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。
邓小平的问题，也逐渐进入了这一视野。
1972年1月10日，陈毅追悼会在北京举行。
毛泽东出席了追悼活动，并在讲话中提到一些老同志的历史贡献。
谈到邓小平时，他指出，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。
这个表态，为后来恢复邓小平工作留下了重要依据。
周恩来很快捕捉到其中的政治信号。
当时，周恩来一方面要维持国务院的正常工作，另一方面也在设法让一批老干部重新发挥作用。
他清楚，邓小平长期负责党政军多方面工作，熟悉经济建设和国家管理。
这样的干部一旦重新回到工作岗位，作用不会局限于某一个部门。
1972年12月18日，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，致信纪登奎、汪东兴，要求研究邓小平要求做些工作的安排。
经过讨论，有关方面认为，邓小平仍可担任国务院副总理，并分配适当工作。
这件事没有仓促处理。
周恩来主持有关会议时，反复讨论职务、工作范围以及文件表述。
恢复工作不仅是个人安排，更涉及中央权威、干部政策和国家机关运转，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草率。
经过研究，中央向毛泽东报告，提出恢复邓小平职务，并说明邓小平已经回到北京。
毛泽东作出同意的批示后，周恩来立即安排汪东兴办理相关文件，并将决定及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看。
征求意见之后，中央正式作出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。
1973年3月，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。
3月29日，周恩来陪同他到毛泽东住处开会。
这是邓小平复职后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。
两人握手的场面，被许多在场人员记住了。
复职之后，邓小平并没有停留在恢复名义上。
他开始参加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的工作，处理外事、经济、工业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事务。
1974年4月，他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，在国际场合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，也显示出中央对他的信任。
有意思的是，到了1974年冬天，周恩来面对的已经不是“要不要让邓小平工作”，而是“让他承担多大范围的工作”。
周恩来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国务院日常事务和重大决策都需要有人接续。
邓小平进入更重要的领导位置，成为现实需要。
12月中旬，周恩来审阅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安排，并建议适当增加老干部名额。
他还审阅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。
12月18日，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单独谈话，商定四届人大的重要事项。
几天后，周恩来抱病前往长沙。
毛泽东当面询问他的身体状况，周恩来仍把主要精力放在会议筹备和人事安排上。
当他说到邓小平的职务时，毛泽东明确表示，让邓小平担任军委副主席、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。
“就这样。
”这句话，体现的是一种明确而坚决的用人取向。
1975年1月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，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，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。
随后，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，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、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。
2月1日，国务院有关会议召开。
周恩来亲自主持，并说明自己的身体已经不能支撑全部工作。
他宣布分工时明确提出，在自己治病疗养期间，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责，主持会议并处理重要文件。
邓小平坐在周恩来身旁，没有多说话。
这项安排并不只是一次临时授权。
它意味着邓小平开始承担更广泛的国家治理责任，也意味着周恩来在病重之际，仍在为国务院工作和中央领导层的衔接作出安排。
毛泽东写下的“人才难”，正是对这一层现实的直接点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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